中海油收购案倒计时22天：马石油购加企落败敲警钟

近年来学者讨论司法审查程序也有新的内容。

首先，如果承认父母权利是基本权利，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应该作为基本权利案件来对待。如何引导和培育这一市场，从而提升服务业内涵和质量，这应该作为政府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来对待。

其中保障家庭教育权是基础，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是关键，儿童社会化是结果。国家承认父母权利为基本权利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儿童社会化。本条款值得反思的问题有：第一，政府是否可以将家庭教育指导的事项全部交由第三方来完成？从政府责任的履行来看，显然不是所有事项都可以的。确定家庭教育服务人员的职业资格等级。具体到规范中，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这一传统的终极注脚，其表征了国家存在的目的和宪法法律的价值。

从最近的三个地方性法规（草案）——《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3月29日）、《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9月27日）和《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2019年8月16日）来看，它们对政府的家庭教育责任规定地越来越具体而全面，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按照家庭教育（广义）的定义，其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活动，也包括家庭中各成员间发生的各种互动。其中，已通过的法律复决案仅要求立法机构不得事后制定相同规定，而经复决废止的法律依据公民投票法规定直接失效[23]。

即使尊重对直接民主的产物公民投票案，大法官解释对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仍有很强的约束力，其有权宣告违宪的法律失效。[39]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提出的落实公民投票案第12案创制立法原则的法规草案，采用专法模式，法案名称为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于2019年5月通过并施行。经复决废止之法律、自治条例，立法机关于二年内不得再制定相同之法律。（一）对台湾地区公民投票类型化研究的意义 精准反对和有效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基于对公民投票制度的精细化分析，这就需要对公民投票案进行类型化研究。

在2018年的公民投票活动中，林正道提出的涉及军事支出和福利政策的公民投票提案就面临事项的审查，在听证会上，不同参与者的观点针锋相对[29]。在这类公民投票活动中，公民投票法的功能是为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的实施提供细节性、操作性规定，并不涉及复决案的通过或效力。

从制度间关系看，公民投票制度会影响到宪制性制度，而宪制性制度也会影响公民投票制度。对公民投票的研究需要更加全面、精准和体系化。在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解释的实践中，许多不具备法律的形式的制度或规范被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或作为司法院解释的结论，或纳入司法院解释的审查标的。涉及对象最复杂的是立法原则创制案，其要求行政机构研拟法律提案并报送立法机构，同时也要求立法机构按规定完成审议程序。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台湾地区公民投票的原则、程序和法律责任，是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的主要载体。已通过公民投票案的内容并不必然得到落实，个别公民投票案的投票未通过并不意味着公民投票法及相关制度的失效。有研究文献提出了按公民投票案的内容进行分类，按烈度等级确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对策[8]。[22] 根据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即总统）属于公法意义上的机关。

[5] 参见王英津：《台湾公投政治对一中框架的侵蚀与挑战——法律与实证的视角》，《中国评论》（香港）第252期（2018年12月）。公民投票法修改以后，提案阶段阻挡高风险公民投票案的可能性不断降低，通过门槛也降低。

[36] 参见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第32条：……同一事项之认定由主管机关为之。公民投票法对行政机构职责表述具有模糊性，监察机构的监督有很大的裁量空间。

台湾地区相关问题暂无司法案例的有权解释，但从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的理论研究看，有学者提出参照德国公民投票实践中关于公民投票事项限制的规定，即对落实公民投票案可能涉及的财政事项进行严格限制[30]。例如，2018年公民投票案第16案旨在通过废止电业法第95条第1项达到反对民进党当局非核家园的目标[32]。[18]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尽管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未来仍可能修改，立法问题仍然需要重视，但现行制度的实施构成了公民投票实践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法学视角下，法的制定、修改、实施的重要性旗鼓相当。参见苏永钦：《夏虫语冰录（一一五）——立法不作为的宪法审查》，《法令月刊》第68卷第8期（2017年8月）。

在听证之后，该公民投票案的主文从提案时的您是否同意：为避免非核家园政策所导致之空气污染与生态浩劫，应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按照时代力量党团的立法提案的规范模式，涉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权利的公民投票案提出前需要相关少数民族的知情同意，而民进党党团提出、后来成为该条正式版本的文本则概括地将原住民族基本法作为涉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权利公民投票的准绳。

民进党当局对于包含不同政见的已通过公民投票案的态度与具体应对方式，有待观察。以前述2018年11月通过的公民投票案为例，作为法律复决案的第16案废止了电业法第95条第1项，同时课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于同一事项的立法不作为义务。

在成案审查的过程中，该案的原始提案被大幅限缩，理由是阐述目的的内容被认为属于创制重大政策，复决法律的公民投票案如包含相关内容则违背一案一事项原则[33]。[28] 例如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

台湾地区法学界多用拘束力来描述约束力。‘立法院行使立法权时，虽有相当广泛之自由形成空间，惟基于权力分立与立法权受‘宪法拘束之原理，自不得逾越‘宪法规定及‘司法院所为之‘宪法解释。以此类推，公民投票案对民众权利义务的影响不亚于判例决议函释，不排除未来台湾地区法院在论证中适用公民投票案，司法院大法官也可能在相关案件中将其视作形式意义上的法。参照公民投票法的条文，本文将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案的类型以表格呈现如下： 表1.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案的类型与公民投票案条文对应关系 注：表中所列条文均为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的条文。

直接以预算、租税、薪俸及人事作为内容的公民投票案不能通过审查，但重大公共政策的推行往往需要财力和人力的支撑，间接涉及预算、租税、薪俸及人事等事项的公民投票案是否能通过审查，在台湾地区存在争议。公民投票法的主管机关掌握同一事项的认定权[36]。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出台以后，公民投票法语境中的公民投票显然不是民意调查式的咨询性公投，公民投票的拘束性体现为已通过公民投票案具有约束力。[15] 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第80条。

因此，在继续关注立法和公民投票案提案等公投前问题的同时，重视公民投票案通过投票后的实施和后续提案等公投后问题，方能更切合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的实际。从形式上看，公民投票案虽无法律的外观、不是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但其从提案、连署、投票到通过的程序都由制定法规定、选务主管部门主持，体现了直接民权，是一种由民众直接发动的立法活动，符合台湾地区公法上一般原理。

作为有约束力的台湾地区法规范文件，公民投票案亟需持续的重视与研究。三、地方自治事项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台湾地区体育主管部门为教育部，为该公民投票案文本意义上的权责机关。应密切关注涉及两岸关系公民投票案的死灰复燃或改头换面，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法院判决投票无效后，需要重新投票。对有责任落实法律复决案和重大政策创制（复决）案的公权力机构，公民投票法并未规定专门的监督机制，事后监督通过行政诉讼和大法官解释等一般制度来实现。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是台独分裂势力用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工具，公民投票实践蕴含的政治风险值得关注，而公民投票案在台湾地区的法律效果也亟待研究[22] 根据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即总统）属于公法意义上的机关。

为了便于公民投票案的连署及投票，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还规定了一案一事项原则。台湾地区各公权力机构在落实公民投票案过程中存在裁量空间，具有能动性。